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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拉的案例：一位寻找出口的女性（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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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拉的案例：一位寻找出口的女性（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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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中华心理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5-13 15:0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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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与诊断
对保拉的评估是通过一种非结构式诊断访谈和一个心理评估进行的。使用非结构访谈的优点在于治疗师不被限制于提问固定的问题。这种方式允许很多变化，因此很多治疗师都很喜欢。新的治疗师或实习生喜欢结构式诊断访谈，因为那种形式对他们的压力较小。
第二周保拉又来了，她说“很抱歉上次的事情。你们问到了一些敏感区域，我感到四周的墙好像都挤了过来。我觉得好像被扼住了喉咙，所以我要再预约治疗。我现在可以面对那些问题了，那么开始问吧。”我们向保拉问了更多问题，以弄清某些情况。请你看一看她的回答是否让你对她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
我们首先让她告诉我们第一次惊恐发作开始于什么时候。“嗯，如果你们称它为惊恐发作的话，大约是在我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那时的功课和男朋友，让我感到很有压力。我没有好的渲泄渠道，没有好的支持系统。我在家里总是受到宠爱，所以我经常回家。学校离我家只有90英里，回家的火车很准点。我上的大学很小，人们都互相认识。而我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因此如果我想让自己不被人注意我就可以藏起来。”
“父亲得病后情况就变得更糟。我总是为他担心，害怕他会早早死去，当然这确实发生了。他没有活着看到我的成功（她说到这哭了起来）。他的生活很苦，又突然得病，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生活真是不公平”。我们让保拉平静了一会儿。如果有人在治疗室哭泣，就应该让他哭下去，不要试图阻止他。患者哭过之后通常会感到好一些。一般来说新的治疗师在看到患者哭泣时会感到害怕。自然的方法就是让患者感觉好一些，并尽快让他们止住眼泪。保拉用了三分钟平静下来，抽吸着鼻子，含着眼泪继续说道：
“我也能够感觉到我弟弟的死。很长时间我都会避开别人。我们不相信心理治疗，所以我们就相互帮助。我父亲的生意也不好，然后又发生了这事......怪不得他会生病。约翰（她的弟弟）死后我的惊恐发作就开始了，但不像现在这样糟糕。当然，因为我父亲死于心脏问题，所以我有心脏问题也有道理。”
“我会逃出学校。在发言或者是同一个新的男友约会之前我会头晕、出汗。在我还是处女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状况。这起码是逃避困难问题的一个不错的方法（笑）。但我还是认为我有心脏问题。我工作后问题更严重了。”我们请保拉详细说明这一点。
“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因此我会头晕、错倒，在工作时惊恐发作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在家里也发作。真正的问题开始于去年的一天。我在工作时发作了一次。一位同事约我出去，由于回来晚了而错过了一位重要客户。我受到了批评，但是责任在客户。当时我的老板面色铁青，我害怕了，于是我又惊恐发作了。我感到头晕得快要昏倒了，就跑进了卫生间。同事们看见了，也跟着我进了卫生间。我的秘书拿了一块凉毛巾敷在我的头上，带我去了公司的医生那里。医生把我送进了急诊室，因为他不想出什么意外。结果当然是他们告诉了我那些我经常听到的话，‘小姐，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回家找一位心理医生’。然后，我回了家，请了两天假。我很害怕，因为以前从未有人见过我惊恐发作。”
“后来甚至到了需要我母亲送我到车上，然后接送我上下班的程度。我开始避开人多的地方，像电影院、社交场合。我知道如果需要迅速离开一个地方该怎样做。我已经检查了这里的所有出口。我母亲就坐在外面的候诊室，以防我又出问题。我必须请病假，因为我现在的情况太差，没有办法工作。现在我很难离开家。你们不知道我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开车到这里来。现在我母亲开车，因为我没法开车。如果我在开车时发作了就会害死我们两个人。”
“我已经停止工作很长时间了，我很害怕如果一直请病假他们将开除我。但是我不能回去工作。我的惊恐发作在工作时最严重，尽管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不能在那里再来一次发作。人们会嘲笑我，‘看看残废的保拉，又开始了。这是一个交易员吗？最好让她去信。’你们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不管我怎样努力，我都越来越难离开家。而且发作并没有消失。”（她又开始哭泣）
我们问她是怎样应对这些问题的。“由于惊恐发作问题我的体重减轻了，虽然我母亲是个很好的厨师。从我在工作中‘被发现’后，我很少离开家，到现在已经瘦了9公斤。这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得苗条，但是我吃得不多。母亲就是我的生命。现在没有男人愿意接近我。我不能独自一人，我还得照看我母亲。我想过用其他方法应对。”你们能猜出是什么方法吗？
“我试过喝酒。喝醉后能够有一些帮助，但是我那个样子怎么能去工作？喝醉后第二天我感到自己像个废物，但是当我清醒后又会发作．我服过康泰克（一种非处方过敏药／抗组胺药，这类药通常会使人昏昏欲睡），但是这种药让我太麻醉．我没办法解决瞌睡的问题，而且康泰克让我便秘．同时我还有排尿困难．于是我想出一个解决方法，我想最终我会杀了自己。”她的目光坚决，仿佛盯着什么东西在看。这时她并没有在意我们的反应。
我们需要在这里停顿一下。有些患者有自杀的思维和倾向，但很少会有真正的自杀行为。不管怎样，只要听到患者提到自杀，都需要立刻考察，以确定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对于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患者或症状引起长期生理或心理痛苦的患者来说，自杀的想法并不少见。有时这些人会尝试以任何方式来摆脱疼痛，而自杀有时又似乎是唯一的方式。我们请保拉详细说明她的想法。
“我决定，当我完全不能工作、不能约会或者不能开车时，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无法再忍受痛苦，而且我在伤害我的母亲。生活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而且太费劲。我恨我的生活和我自己。我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在一个愚蠢的问题面前让步。这是不是很糟糕？我父亲如果活着一定会杀了我。因此我决定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又问保拉她是什么时候有这些想法的，她是否有个计划，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大约4个月之前的事。我打算服下一瓶阿司匹林。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阿司匹林很容易服过量，而且没有痛苦。因此我就想那样做。我只要躺在我的房间里，放上一张悲伤的唱片，然后服下所有的药，就可以记过睡着了。我决定在母亲外出购物时做这件事，这样她回来时一切都结束了。我下定了决心，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充满爱意的信，告诉她我是多么抱歉，她一定会对我很失望。”
显然，保拉改变了主意。我们需要现在她改变主意的原因。“原因？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父亲牺牲所有一切......他的生命......来养育我，不是为了看到我因为一个没有人能知道答案的愚蠢问题而自杀。我知道如果我自杀了，我将会下地狱。但是我希望死后能够去天堂和父亲、母亲和弟弟在一起，而不是在地狱里。我看起来是一个胆小鬼，不能面对自己的脆弱。我的父母不想让我成为那样的人。我没有自杀以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因为我的母亲”。她又开始哭泣，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了下去。
“我在想如果她不再为我的问题担心也许会对她有好处。我因为害怕惊恐发作都不敢出门是个什么状况？如果我死了是不是一切都容易了？我反复考虑了一下，认识到如果我这样做将会给她造成很大伤害，她有可能会自杀。早早失去一个孩子，失去丈夫，然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孩子......没有人能够承受这些，没有人。我永远不能离开我的母亲。在我的生活中这一次我没有自私。我爱我的家人，但是我没有能很好地对待他们。”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母亲，她很担心但没有震惊。她说：‘保拉，现在我们必须要找个人看看了。和医生说说你的情况。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过问你的生活了。在情况彻底恶化之前，让我们去寻求帮助。我带你去。如果需要，我可以付费’。这就是我母亲。我说过她就在外面等着我吗？”
然后我们又问了保拉从那以后她是否还有过自杀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是否有过自杀计划。“我曾经有过想法，但决不会做什么。我没有计划。我不会被送进地狱。我不想伤害我母亲。为了不再伤害我的家庭，我愿意承受任何痛苦。因此，从那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讨厌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讨厌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确实需要帮助。我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自杀不是答案。”我们告诉保拉如果在治疗期间再出现自杀的想法就立即给警察或给我们诊所打电话。我们这个诊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有一位治疗师电话值班。我们认为对于自杀行为和想法宁肯过于谨慎小心，而不能放任不管。
保拉结束与我们的初步门诊评估后又与精神科医生见了面。我们认为精神科医生会同意我们的初步印象，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意见总结起来是：“保拉患有伴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她有很长的惊恐发作历史，导致障碍性躲避行为，如躲避约会和社交场合，现在她也不能去工作了。保拉仍然认为这些问题与心脏有关，因此我建议与她的家庭医生和心血管医生联系，以及她曾经看过的、还有相关记录的私人医院进行联系。保拉现在没有自杀倾向，目前自杀不是一个威胁。她应该每周进行一次心理治疗，在两周之内再来一次，看看后续情况的发展。如果有需要，就更早些时候过来一次。”后来的情况证实了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这个诊断和我们的一样，看看你是否同意这个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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